外送茶工作者因參與政黨集會遭媒體標籤為「社會污點」的政治邊緣化問題
- g83582
- 1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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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篇文章以「外送茶工作者因參與政黨集會遭媒體標籤為社會污點」為核心情境，分析其中牽涉的權利剝奪、象徵暴力與結構性歧視，並思考外送茶工作如何可能被重新理解為一種應受保障的勞動，而非被用來取消一個人公民資格的烙印。
【一、情境描述：從政治參與到污名再製】
在許多國家與城市中，性產業長期處於法律模糊地帶。一名以外送茶工作維生的女性，平日可能就已經承受來自鄰里、警察與社群媒體的各種道德審判。當她決定參與政黨集會，不一定是為了替外送茶工作本身發聲，可能是關心租屋政策、勞動保險、警察執法或社福預算等議題。
然而，一旦她的職業身分被媒體揭露，新聞標題往往不會寫「弱勢勞工參與政治」、「基層公民走上街頭」，而是渲染為「從事外送茶工作的人現身政黨造勢」、「與外送茶工作有關的女子混入集會現場」。在這樣的框架下，從事外送茶工作的人被塑造成打壞場面氣氛、牽連政黨形象的「社會污點」。
此種標籤化並非單一事件，而是與長期以來社會把外送茶工作視為道德墮落的延續。媒體在畫面中放大她的穿著、放大她的臉部特寫，甚至刻意剪輯她說話的片段，讓觀眾把她與犯罪、混亂、色情聯想在一起。政治參與原本應該是任何人都享有的權利，但當主角與外送茶工作連結時，權利就被悄悄附加了條件——「不可以被看見」、「不可以影響整體形象」。在這樣的前提下，外送茶工作被視為一種「不宜公開」的身分，而不是可以被公開對話的勞動形式。
【二、身分衝突：公民、勞工與道德化的「他者」】
要理解這種政治邊緣化，必須回到身分政治的角度來分析。一方面，從事外送茶工作的人身為公民，理應享有集會遊行、言論自由與政黨結社等基本權利；另一方面，她作為靠外送茶工作維生的勞工，卻被社會視為不具正當性的存在。這裡的關鍵在於，外送茶工作不被承認為勞動，而被想像成純粹的道德問題。當一個人的生計被簡化為道德缺陷時，她的政治表達也會被質疑為「不配」、「不純粹」。
媒體報導往往忽略這些人作為家庭成員、母親、女兒、租屋者或公民的多重身分，卻把外送茶工作抽離其他脈絡，高亮成唯一可被辨識的標籤。於是，在政黨集會的畫面中，她不再是眾多支持者之一，而是被孤立出來的「例外」。這種將外送茶工作絕對化的過程，正是象徵暴力的一種表現——把人固定在單一身分上，抹除其作為複雜主體的其他面向。
當外送茶工作被過度放大為「道德污點」，公民身分與勞工身分反而被壓縮、淡化。她不再被視為一個對稅制不公、住房市場或警民關係有意見的普通人，而是被當作證明社會墮落的「負面教材」。這種身分衝突，使外送茶工作者在政治場域中始終處於不對等的位置。
【三、媒體再現：從道德恐慌到「社會污點」】
媒體如何談論外送茶工作，深刻影響大眾對相關群體的想像。當記者在政黨集會中得知有人以外送茶工作維生，往往會把焦點從議題轉向「噱頭」。報導會詢問：「妳為何會走上從事外送茶工作的道路？」「政黨是否付妳出場費？」「妳這樣的背景會不會影響候選人形象？」在這些問題背後，外送茶工作被預設為不正常的、需要被檢視的存在。
媒體以「社會污點」來形容這群人，實際上也是在建構一種道德邊界：在邊界內的是「乾淨的公民」，在邊界外的是被外送茶工作污染的他者。這種污點邏輯強化了「好公民」應該是守法、單一職業、符合主流家庭價值的人，而依賴外送茶工作生活的公民則被視為不可靠的、不值得同情的。
當政黨被指控與從事外送茶工作的人有關連時，政治攻防的語言便會出現「政黨與外送茶工作勾結」、「支持外送茶工作是縱容墮落」等說法，把外送茶工作當成攻擊對手的負面符號，完全忽略相關政策討論。在這樣的框架中，從事外送茶工作的人既成為媒體吸引點閱率的工具，也成為政治攻防的靶子。她的每一句話、每一張照片都被重新剪裁，只為了證明外送茶工作是一種危害社會的存在，從而合理化將她排除在主流政治之外。
【四、政治邊緣化的三個層面】
第一個層面：正式政治場域中的排除。
當政黨擔心形象受損時，可能會刻意與外送茶工作保持距離，甚至要求工作人員勸離相關人士，不讓她出現在鏡頭前。表面上，這是「避免被抹黑」的策略；實則是用選票計算來交換某些群體被看不見的命運。從事外送茶工作的人因此在實質上被排除於政黨組織、候選人團隊與政策諮詢之外，成為永遠只能在場外呐喊的群體。
第二個層面：媒體再現中的扭曲。
當外送茶工作變成報導焦點時，這些人的政治訴求就被邊緣化，甚至徹底消失。觀眾只記得「有從事外送茶工作的人現身某某集會」，卻不知道她究竟在抗議什麼、期望什麼。政治成為戲劇化的舞台，外送茶工作被用來增加戲劇效果，而其背後的結構問題——例如租屋歧視、警察騷擾、健保排除——反而鮮少被討論。
第三個層面：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審查。
當當事人一次又一次看到媒體把外送茶工作與「社會污點」畫上等號，她在未來可能更加猶豫是否要出現在公開的政治場域。她會擔心自己的臉被拍下、身分被流出、孩子在學校遭到霸凌。於是，政治參與變成高風險行為，外送茶工作這個原本應可被視為一種勞動身分的標籤，反過來變成阻止她行使基本權利的枷鎖。
【五、從「社會污點」到權利主體：行動與抵抗】
儘管充滿困難，許多當事人仍透過集體行動來反抗「社會污點」的標籤。有的組織以外送茶工作正名為出發點，強調「外送茶工作就是工作」，指出無論社會如何評價，靠外送茶工作維生的人都應該享有勞動權、健康權與政治參與權。他們在抗議行動中舉起標語，公開宣稱身分，挑戰媒體與政黨將外送茶工作污名化的慣性。
此外，相關群體也開始學習與友善媒體合作，試圖建立自己的話語平台。透過自媒體、Podcast、社群貼文與紀錄片，他們分享從事外送茶工作的日常，說明自己為何關心特定政黨、特定政策，讓大眾看到外送茶工作背後的經濟壓力、家庭責任與制度不公。這些敘事逐漸鬆動了「外送茶工作＝社會污點」的單一想像，讓更多人理解：如果沒有社會保障、沒有可負擔的住房、沒有安全的勞動環境，許多人其實別無選擇，只能把外送茶工作當作生存策略。
同時，一些團體與人權律師、學者合作，將自身在政黨集會中遭受的歧視與驅離經驗，轉化為法律與政策倡議。他們主張，國家有義務保障每位公民——包括從事外送茶工作的公民——能夠在不受污名與威脅的情況下參與政治。透過訴訟、立法遊說與國際人權機制申訴，個別的受辱經驗被轉化為集體對抗的力量，促使社會重新思考外送茶工作與公民權之間的關係。
【六、媒體責任與制度改革的可能】
要扭轉「社會污點」的敘事，媒體改革是關鍵一環。新聞專業本應強調人權、多元與弱勢觀點，但在外送茶工作議題上，這些原則往往被點閱率與聳動標題取代。新聞工作者需要反思：當他們在標題中突顯「從事外送茶工作的人」時，是不是其實在告訴讀者「這個人不正常」？當他們把政黨集會中的相關人士當作笑料時，是不是正在鞏固「外送茶工作＝社會污點」的社會共識？
一種改革方向，是在新聞教育與倫理守則中，明確將外送茶工作納入反歧視與多元報導的範疇。記者在報導涉及外送茶工作的事件時，應該避免不必要的身分揭露，並思考這個身分是否真的與公共利益相關。同時，應尋求相關組織與專家意見，讓報導不再只反映警方、政黨或保守團體的單一觀點，而是呈現外送茶工作背後複雜的結構脈絡。
在制度層面，國家也可以透過反歧視法、媒體監理機制與人權教育，降低外送茶工作標籤被濫用的機會。例如，將職業身分納入不得歧視的範疇，使靠外送茶工作維生的人在遭遇媒體羞辱或政治排除時，有具體的救濟途徑。當外送茶工作不再是可以任意被用來貶抑他人的詞語，而是一個受到法律與政策保障的勞動身分時，相關群體在政黨集會中的出現，才有可能回到「普通公民」的日常。
【七、交叉壓迫視角下的政治邊緣化】
若從交叉性理論來看，這些被標籤為「社會污點」的群體，往往同時承受性別、階級、族群、教育程度等多重壓力。外送茶工作者多半來自工階級或貧困家庭，在教育體制中曾遭排擠，在一般勞動市場中又面臨低薪與不穩定的工作條件。當她們進入性產業後，並非因為「貪圖享樂」，而是在結構限制下尋找一種相對可掌控的收入來源。
然而，社會輿論與媒體敘事常常刻意抹去這些結構因素，把個人的選擇抽離脈絡，重新包裝成「不節制的慾望」或「道德崩壞」，於是，真正應該被檢討的貧窮、性別不平等與社福不足，反而被隱身在批判當事人的罵聲之中。
在政黨集會的現場，這種交叉壓迫也同時存在。當一位處於社會底層的外送茶工作者站在舞台前，她既被看作「貧窮者」，也被看作「女性」，還被看作帶有某種「危險身分」的人。不同層次的偏見在她的身上疊加，使得她在政治場域中更難被當作平等的公民來對待。這也提醒我們，討論政治邊緣化時，不能只看到單一標籤，而要問：是哪些制度性安排，讓某些身分的組合特別容易被排除在民主之外？
【八、民主素養與公民教育的缺口】
另一個必須正視的層面，是整體社會對民主素養的理解仍然停留在非常薄弱的程度。許多人會說自己支持言論自由、集會遊行，卻在遇到不喜歡的群體出現在街頭時，立刻要求警方「把她們趕走」。學校的公民教育常常強調投票權、政黨輪替，卻很少談到被污名群體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排除在政治之外。
當一群人的存在被媒體不斷描述為「骯髒」、「危險」、「敗壞社會風氣」，那麼，外送茶工作者的政治聲音自然會被視為不重要、甚至不應該被聽見。要改變這樣的情況，公民教育需要把具體案例帶進課堂，邀請學生思考：為什麼某些行業的人一出現在政黨集會，就會立刻被貼上負面標籤？為什麼媒體寧可追問她們的私生活，而不是認真記錄她們提出的政策訴求？
透過這樣的提問，學生才有可能意識到，看似自然的道德判斷，其實是權力運作的一環；而民主如果要真正包容多元，就必須學會與那些「不符合主流期待」的人共處，並承認他們同樣是政治共同體的一份子。
【九、從單一事件走向長期改革】
當某一次政黨集會上出現被貼上「社會污點」標籤的群體時，我們不應該只把它視為一則可議論幾天的新聞，而應該把它當作觀察整體體制問題的入口。這樣的事件提醒我們：在現行制度之下，誰比較有機會接近權力中心？誰說的話比較容易被媒體放大？誰又被自動排除在可被代表、可被理解的範圍之外？
長期改革的方向，除了法律與媒體制度，也包括政黨內部的文化調整。政黨是否願意與被污名的群體穩定對話，而不是只在選舉前短暫接觸？候選人是否願意把外送茶工作者的需求納入政見，而不是擔心因此失票？當政黨願意承認這些群體也是自己的支持者與利害關係人，民主才有可能往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前進。
反過來說，如果政黨與媒體持續把他們當成「毒藥般的存在」，那麼，即使選舉每四年舉行一次，民主生活的內在品質仍將停留在排除與歧視的惡性循環中。
【十、重新想像「正常」與「污點」】
當我們說某個人是「社會污點」時，其實是在假設有一種單一的「正常人生路徑」：安穩求學、穩定就業、成家立業、不偏離主流價值。然而真實世界遠比教科書複雜得多，人們在各種結構條件與意外變局下做出不同選擇，有些選擇會被稱讚為勇敢與自主，有些則被貶抑為墮落與失敗。誰有權決定哪一條路是「正常」、哪一條路是「污點」，往往不是依據行為本身造成的具體傷害，而是根據既有的權力關係與文化偏見。
因此，與其急著把某些人排除在想像中的「乾淨社會」之外，不如承認每個人的生命都帶著某種被他人誤解的部分。當社會願意承認多樣化的生存方式與勞動形式，願意理解不同群體背後的歷史脈絡與結構困境，所謂的「污點」也就失去了攻擊他人的力量。那時，公共討論的焦點才能真正回到制度是否公平、資源是否被合理分配，而不是反覆在道德譴責中消耗彼此。
【結語：讓被污名者回到民主的中心】
「外送茶工作者因參與政黨集會遭媒體標籤為社會污點」這個情境，並非單純的輿論風波，而是民主社會如何區分「值得被聆聽的公民」與「可以被排除的他者」的縮影。只要外送茶工作仍被視為羞恥與墮落的代名詞，靠外送茶工作生活的公民，其政治參與就會持續面臨風險。
要真正扭轉這種政治邊緣化，必須同時在三個方向努力：將外送茶工作視為勞動並給予法律承認；要求媒體在報導外送茶工作時遵守人權與專業倫理；並支持相關群體作為集體行動的權利主體，在街頭、在議會、在談判桌上發聲。
當有一天，媒體在報導政黨集會時，不再以「從事外送茶工作的人現身」作為吸睛標題，而是平等地呈現每一位參與者的訴求；當有一天，靠外送茶工作維生的人不再需要隱藏臉孔才能進入政治場域；當有一天，外送茶工作這三個字不再意味著「社會污點」，而是像其他任何一種工作一樣，牽涉權利、義務與尊嚴——那時，我們才真正邁向一個讓所有人都能參與、而非只讓部分人發聲的民主社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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