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送茶工作者遭警察釣魚執法爭議久拖未決
- g83582
- 7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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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外送茶工作者（俗稱「性產業從業人員」或「援交者」等）一直是社會上被邊緣化與汙名化的群體。性產業存在已久，儘管社會上對其有不同聲音與評價，但不可否認地，這是一個歷史悠久且頗具爭議性的現象。近年來，隨著網路興起與社會風氣的改變，性產業活動日益公開，而針對外送茶工作者的法律規範與執法方式也成為爭議的焦點。特別是在警方「釣魚執法」下，外送茶工作者權益受到更大威脅。警方人員假冒顧客，主動誘使外送茶工作者進行性交易，再予以逮捕，這種執法手段在法律、道德與人權上都引發激烈討論。然而，相關爭議卻一直未能獲得妥善解決，形成長期社會問題。
二、什麼是釣魚執法？
所謂釣魚執法，是指執法機關主動設局，偽裝成犯罪分子或潛在顧客，主動引誘對方從事違法行為，再加以查緝或逮捕。釣魚執法的初衷是為了蒐證困難的犯罪行為，然而其正當性、合法性與道德性一直備受爭議。在性產業領域，警方假扮嫖客，與外送茶工作者協商、約定，甚至付款後再予以逮捕，這種方式已成常態。但問題在於，這種手法有無違反「不得誘發犯罪」的原則？外送茶工作者是否真的「犯罪」？而警方這樣的執法方式，對於弱勢群體權益有何影響？
三、法律背景與爭議
在台灣，現行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第80條規定，除特定地區外，性交易屬違法行為，將予以裁罰。然而2011年性專區制度上路以來，實際上各縣市並未開放性專區，外送茶工作者被迫淪為地下經濟。警方在執法過程中，多仰賴釣魚手法，導致許多外送茶工作者受害。
法律上的爭議主要有三：
誘發犯罪原則
根據無罪推定原則與誘發犯罪禁止原則，國家機關不得主動誘使人民犯罪。然而警方在性交易查緝上，常以假扮顧客方式，主動引誘外送茶工作者提供性服務。許多案例甚至是警方多次致電、訊息騷擾，直到外送茶工作者「點頭」才下手。這種行為是否逾越「蒐證」界線，甚至變相構陷，值得討論。
執法選擇性與標靶化
警方針對性產業進行選擇性執法，僅鎖定女性外送茶工作者，卻對嫖客與組頭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這種標靶式執法使弱勢族群成為「代罪羔羊」，背離社會公平正義。
法律制度落後社會現實
台灣雖曾修法，允許地方政府設置性專區，實際上卻無任何縣市落實，使合法從業成為空談。外送茶工作者被迫在灰色地帶求生，陷入隨時被逮捕、處罰的不安之中，形成「假合法、真違法」的社會現象。
四、釣魚執法對外送茶工作者的傷害
生計受損、心理壓力倍增
被警方釣魚執法逮捕，對外送茶工作者而言，不僅是金錢損失，更伴隨強烈心理創傷。許多人因遭逮捕而失去原有客源，甚至背上「前科」，求職、租屋等方面都會被歧視。
社會汙名與家人壓力
社會對性產業長期存有負面印象，外送茶工作者即使只是被釣魚「逮捕」，在親友眼中也可能變成「犯罪分子」。許多人面對家人指責、社會排斥，產生嚴重自卑甚至憂鬱傾向。
法律資源不對等
外送茶工作者多屬社經弱勢，缺乏充分法律資源。遭遇釣魚執法後，往往難以聘請律師，無力抗辯。警方則以「合法」執法為由，罰款、羈押、甚至移送地檢，弱勢無處申冤。
防疫期間更形惡化
新冠疫情期間，性產業需求反減，警方卻未因此放寬查緝，反而加強釣魚執法，使許多原本生活困苦者雪上加霜。部分外送茶工作者因繳不出罰金，甚至走上自殺之路。
五、社會觀點與價值衝突
性產業問題歷來牽涉到複雜的價值觀衝突。支持者認為，外送茶工作本質上是經濟行為，也是個人自主權的展現。許多外送茶工作者為家庭生計、子女教育或自身生活所需而從事這項工作，理應受到社會理解與保護。反對者則認為性產業不僅破壞家庭，更助長犯罪與人身販運，必須嚴格取締。這兩種立場的碰撞，反映出台灣社會對於性、道德與法律的矛盾。
外送茶工作者的自主權與人權
現代社會逐漸重視個人選擇權，包括外送茶工作的自我決定權。聯合國及多數國際人權組織亦強調，不應將外送茶工作者視為罪犯，而應以勞工與人權角度看待。然而，台灣現行法律依然將性交易視為違法，導致外送茶工作者無法享有基本工作保障、醫療保險與勞動權益，形成「合法地存在、非法地生活」的困境。
社會治安與道德維護
部分人士則認為，性產業會造成治安惡化、毒品氾濫與青少年誤入歧途，且性交易違背傳統倫理道德。於是，警方執法往往背負來自家長團體、宗教組織等壓力，釣魚執法成為「維護公序良俗」的手段。然而，這樣的執法方式是否真正達到預期效果，或只是將問題推入地下化，實值得檢討。
六、釣魚執法的國際比較
在國際上，針對外送茶工作者的執法與管理方式不盡相同。部分國家採取合法化、規範化路線，例如荷蘭、新加坡與德國，政府設立合法性專區，並給予外送茶工作者身分保障、健康檢查與稅收規範。另一類國家則如美國大部分州、日本等地，依然嚴格禁止性交易，警方常以釣魚執法方式查緝。
然而，根據國際經驗，過度嚴苛的執法往往只會讓性產業地下化，增加外送茶工作者被暴力、剝削的風險。聯合國婦女權益委員會甚至多次呼籲各國政府，勿以刑罰手段對付外送茶工作者，而應提供輔導、醫療與就業轉介等協助。
七、現行制度下的困境
制度空轉與地方推諉
台灣雖有性專區條例，卻因政治壓力與社會保守氛圍，至今無縣市願意主動開放。地方政府擔心「開放性專區」會引發抗議，導致政績受損，只好繼續以「零容忍」政策面對，執法責任全落在基層警察身上。
警察壓力與執法灰色地帶
警察常被上級要求「績效」，每逢考核或專案，便大量執行釣魚查緝，變成一種「業績壓力」下的無奈選擇。警方同樣夾在法律、績效與社會輿論中，許多第一線警員其實也對此手法感到尷尬與無力，部分人甚至反思：這樣做，真的是正義嗎？
外送茶工作者的自助與組織化困難
相較歐美多國，台灣的外送茶工作者組織發展有限，權益團體力量微弱。即使近年出現如「日日春協會」等倡議團體，但由於社會壓力與恐懼，多數外送茶工作者選擇隱姓埋名，難以集體爭取權益，處境更為孤立。
八、相關案例分析
以近年知名案例為例，某地警方多次假扮嫖客，透過社群媒體、通訊軟體接觸外送茶工作者，主動談價、確定地點後進行查緝。過程中，警方不僅蒐集聊天紀錄、付款證據，還要求外送茶工作者明確表示「可以提供性服務」，進而構成違法證據。然而這些證據的取得過程，實質上是警方「誘發」對方犯罪。許多律師與學者指出，這種方式已接近「陷害」而非「查緝」。
部分外送茶工作者甚至表示，若非警方反覆聯絡、苦苦哀求，自己根本不願意接案。此種「誘發犯罪」的界線，社會輿論兩極，然而法院多半偏向警方立場，導致外送茶工作者難以翻案。
九、改革的可能與路徑
面對這樣久拖未決的爭議，社會與政府該如何回應？以下提出數點改革建議：
釣魚執法明確法律界線
應立法明文規範，禁止執法機關以「誘發犯罪」為目的設局查緝，特別是針對社經弱勢、非重大犯罪案件。對於性產業，應以蒐證而非誘發為原則，尊重人權與比例原則。
推動性產業去罪化與正規化
借鏡國際經驗，將外送茶工作去罪化、規範化。以勞動法、衛生法等規範保障外送茶工作者權益，杜絕非法暴利與剝削，同時降低地下化帶來的治安風險。
成立專責輔導機構
政府應設立外送茶工作者諮詢、輔導與轉業機構，提供心理諮商、醫療協助、法律資源與職業訓練，協助外送茶工作者自立更生，減少重複受害。
強化社會教育與觀念更新
加強大眾教育，減少對外送茶工作者的汙名，讓社會以同理與理解的態度看待。推動性別平權教育，消弭性產業與道德批判間的誤解。
司法實務明確立場
法院應檢討現行對釣魚執法的認定標準，對於明顯誘發犯罪的案件，應依法判定其證據無效，維護司法正義。
十、釣魚執法的灰色地帶與現場實務困境
儘管從法律與倫理上來看，釣魚執法存有極大爭議，但在現場實務操作中，這卻是警方最常用的查緝手段。這背後的原因包括：難以蒐證、單靠舉報或被害人證詞難以立案，以及現場查緝不易。許多警察認為，唯有透過假扮嫖客，才能有效掌握性交易過程並蒐集明確證據。對警方來說，這是一種「無奈中的務實」。
然而，這種手法卻將風險與痛苦全都轉嫁到外送茶工作者身上。許多外送茶工作者並非自願進入產業，有些是單親媽媽、家暴受害者，甚至有移工被詐騙來台淪為人口販運受害者。這些弱勢群體面對警方「設局」與突如其來的執法，除了恐懼與羞恥，還伴隨法律責任與社會汙名。警方為了達成績效，甚至有誘導、騙取、威脅等行為，使執法正當性備受質疑。
十一、媒體與輿論的角色
媒體長期扮演雙面角色。一方面，媒體時常揭露警方釣魚執法的手法與外送茶工作者受害案例，喚起社會大眾關注與同情；另一方面，部分媒體標題與報導卻將外送茶工作者「妖魔化」，用聳動詞語炒作事件，如「援交妹淪陷警網」、「女郎遭誘捕」等，進一步加深社會對性產業的偏見。外送茶工作者常因媒體曝光而失去隱私，個資被公開，生活雪上加霜。
輿論中，也存在兩極分化現象。有些人支持嚴打性產業，主張「零容忍」；也有愈來愈多的年輕族群、性別團體與人權倡議者，呼籲政府正視外送茶工作者人權，反對釣魚執法，要求制度改革。這些討論讓社會漸漸開始正視釣魚執法的負面影響。
十二、警民互信危機
警察作為執法者，本應維護社會秩序與保障人民權益，但釣魚執法卻常常被質疑是「業績導向」與「偷雞摸狗」。外送茶工作者在面對警方查緝時，極少相信自己能獲得公平待遇。部分案例甚至出現警方濫權、趁機性騷擾或性勒索情形，進一步加劇警民互信危機。
有受害者表示，執法過程中，警方態度冷漠甚至羞辱，語言暴力與威脅讓她們深感無助。有些外送茶工作者在被釣魚執法後，選擇退出產業，卻因前科難以找到正職工作，生活陷入困頓。
十三、性別平權與政策反思
從性別平權觀點來看，釣魚執法也呈現出高度不對等現象。多數執法對象是女性外送茶工作者，對嫖客或「介紹人」的查緝明顯較少，形成性別不平等。事實上，性交易本質上是雙方自願，為何僅將女性當成「犯罪者」？這反映出台灣社會潛在的父權體制與對女性身體的控制。
從政策面來看，單靠嚴格執法並不能消除性產業，反而讓問題潛入黑市，助長犯罪組織壯大。政策若能兼顧管理與輔導，將會比單一打壓更有效果。例如，設立合格性專區，不僅可以納管、課稅，還能保障外送茶工作者與消費者的健康與安全，減少暴力與剝削。
十四、受害者經驗現身
許多外送茶工作者在接受輔導或法律協助時，分享自身遭遇。他們描述被警方誘捕時的恐懼：「我根本不知道對方是警察，一直推託不做，對方不斷加價、哀求，最後只好答應，沒想到一開門就是一群警察衝進來。」有的人甚至因被捕過程中媒體曝光、親友得知，心理創傷長達數年，不敢外出、不敢交朋友，甚至產生自殺傾向。
許多律師也在辯護過程中感受到無力：「法官往往認定警方是執法者、證據完整，對外送茶工作者的聲明卻抱持懷疑態度，這種不對等的法律地位，讓受害者幾乎沒有翻身機會。」
十五、實務改革案例借鏡
國際上，許多城市透過實務改革改善性產業困境。荷蘭阿姆斯特丹設有「紅燈區」，外送茶工作者需登記、接受健康檢查，警方重點打擊人口販運與未成年賣淫。德國柏林則設立「安全屋」，由社工、心理師與執法人員共同協助外送茶工作者。這些制度都證明，合法化與人性化管理比高壓執法有效得多。
新加坡則嚴格管理，特定區域內性交易合法，工作者需每月健康檢查並納稅，警方不得釣魚執法。相對地，非法賣淫則重罰，這種模式雖然強硬，但至少明確規則，讓外送茶工作者有求生空間。
十六、未來展望
隨著社會價值觀開放、民間組織力量壯大，性產業與釣魚執法議題逐漸受到重視。未來台灣若要根本解決相關爭議，勢必得從多面向著手，包括法律修正、警政管理、人權保障與社會教育。政府不應再逃避，必須正面回應社會訴求，儘速檢討並修正不合理執法手段。
此外，也應積極扶植外送茶工作者自助團體，讓她們有更多發聲機會。透過立法、公聽會、政策白皮書等方式，納入第一線工作者經驗，才能真正推動公平正義的制度改革。
十七、結論
「外送茶工作者遭警察釣魚執法爭議久拖未決」不僅是一個法律與執法問題，更是社會價值觀、性別平權與人權保障的大哉問。現行體制下，外送茶工作者不僅受社會歧視，更時常因釣魚執法而二度受害，喪失尊嚴與基本權利。警方在執法過程中，若只為績效而忽略比例原則與人性關懷，終將導致社會信任破裂，警民關係惡化。
面對這樣的困境，唯有勇於檢討制度，正視性產業的存在與外送茶工作者的權益，才能讓台灣社會邁向更包容、進步與公平的未來。釣魚執法不該成為壓迫弱勢的手段，社會應以理性、開放的態度討論性產業，尋找最適合台灣的解決之道，讓每一位公民都能在陽光下生活，而非永遠活在陰影與恐懼中。
十八、法律與人性的平衡
現代民主社會中，法律不僅要維護社會秩序，更要保障每個人的基本權利與尊嚴。釣魚執法作為警方蒐證與查緝的工具，若過度使用、缺乏監督，極易成為壓迫弱勢的利器。在外送茶工作議題上，外送茶工作者本就處於權力結構的底層，當她們成為警方績效的犧牲品時，法律原本設計來保護人民的初衷便遭扭曲。正義不是只看結果，更必須在過程中體現公正與人性。
從「誘發犯罪」的原則來看，司法界、學術界早已多次討論。若犯罪本不會發生，卻因執法人員介入、設局而產生，這樣的犯罪本質上即具「人為」色彩，與社會防衛初衷背道而馳。法院若僅以「違法即罰」為原則，忽略過程中的不正義，只會讓受害者陷入更深的泥沼。
十九、民間倡議與社會支持的重要
近年來，台灣多個人權團體、婦女團體、同志組織及外送茶工作者自助會持續發聲，要求政府檢討釣魚執法與性產業政策。他們透過記者會、陳情、街頭行動與法律訴訟，讓更多人看見外送茶工作者的真實處境。這些行動雖然未必馬上改變法令，但至少逐漸翻轉社會觀感，讓「外送茶工作」不再僅是負面標籤。
有些城市議員也提出修法建議，例如設置性專區試辦、訂定執法SOP、釐清警方查緝權限等。雖然推動困難，但已為未來改革埋下種子。社會支持的擴大，不僅能減輕外送茶工作者壓力，也讓警方能從績效導向走向真正的社會服務。
二十、受害者的聲音與社會共情
外送茶工作者本身是最清楚產業現實的人，也是社會變革最重要的參與者。在訪談中，許多人坦言：「我們不是壞人，只是沒選擇。」有人因經濟困難被迫從事，有人原想短期做工度難關，卻因前科、標籤無法離開。一位受害者分享：「警察每次釣魚抓人，媒體報導出來，親戚朋友都知道，連孩子都被霸凌。這種痛，外人很難想像。」
這些聲音提醒社會，在法律與道德之間，最不能被忽略的，是人的感受和尊嚴。當一個社會只能用罰則與警察去解決社會問題時，往往只是把問題推得更深、隱藏得更好，卻沒有真正解決。
二十一、警政改革與教育
若要從根本改善釣魚執法問題，除了修法，還必須進行警政系統內部改革。加強執法人員的法治教育、人權教育與性別平等培訓，建立清楚的執法界線與監督機制，才能讓警察成為真正保護人民的力量，而不是「績效機器」或「壓力出口」。
同時，應設立獨立的申訴管道，讓遭受不當執法的外送茶工作者能安全、匿名地提出控訴。警方與民間團體應建立合作機制，尊重彼此角色，攜手打造更人性化的執法環境。
二十二、政策整合與未來藍圖
性產業是個複雜的社會現象，不能單靠取締或單一法令解決。必須整合各方資源：
勞動部門可提供就業輔導，幫助想轉業的外送茶工作者有更多出路；
衛福部門可強化性病防治、心理健康諮詢，保障從業者與社會健康；
教育部門應納入性教育課程，消弭對外送茶工作的汙名與偏見；
內政部門則需檢討警政系統執法準則，建立定期檢討與監督制度。
未來，台灣若能勇敢面對性產業存在的事實，並透過多元對話與政策創新，將能成為亞洲區域在性產業管理、弱勢保護與人權保障的典範。
二十三、社會大眾的角色與責任
每一位公民都是社會改變的參與者。當面對性產業、外送茶工作者與釣魚執法議題時，社會大眾若能多一份同理、少一份偏見，將能營造更健康的討論氛圍。媒體、網路言論應拒絕獵巫、歧視與貼標籤，回歸理性、事實與平等對待。
家長、教師與社會領袖也應勇於討論性產業背後的社會原因，讓下一代能以開放心態面對不同職業選擇，而非一味道德批判。唯有全社會一起努力，釣魚執法的惡果才有望消失，外送茶工作者才能獲得應有的尊重。
二十四、結語
「外送茶工作者遭警察釣魚執法爭議久拖未決」這句話，點出了台灣社會長久以來對弱勢者的忽視與矛盾。從個人命運、家庭悲劇到社會制度，層層交織出難解的困境。這不僅僅是性產業的議題，更是公平正義、人權保障與社會包容的試金石。
在追求法治與秩序的同時，唯有人性與正義同行，才能讓社會更完整。面對這樣的爭議，我們都該思考：「我們要什麼樣的社會？」「弱勢者該如何被對待？」未來的路或許困難重重，但只要不再沉默、不再迴避，改變就會開始發生。
希望有一天，外送茶工作者不再是社會最邊緣、最容易被傷害的群體，警方也能成為真正保護人民的力量，而釣魚執法將隨著制度進步，成為歷史，而非現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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